原标题：探寻中国书道史的东谈主文价值

上海字画出书社近日出书的《从兰亭到钟鼎：中国书道史探微》，是一部用功千里潜于中国历史文化，通过磨练两宋至20世纪初的书迹、书家、书体、作风、传统衍变等状况，抉微发隐，探究书道骨子精神的上乘佳作。

作家莫家良扶植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学术文集，是他30余年潜心书学研究的部分截止。全书由13篇书学论文组成：前6篇事关两宋，计有《〈兰亭序〉与宋高宗——南宋古典书风的回话》《宋代狂草的变革》《宋代书道中的尺牍》《宋代书道中的欧阳询传统》《南宋书道中的北宋情结》《宋代书道中的崇古、通变与尚意——出土石刻激励的念念考》；后7篇汇报元明清及20世纪初，包括《元代篆隶书道试论》《王宠的借据——香港华文大学文物馆藏〈借条卷〉》《〈淳化阁帖〉与清代书道临古》《大字·集联·酬应——乐常在轩藏联选论》《江声写篆与乾嘉学者的篆书》《钱坫书道四论》《邓尔雅书道论叙》。全书以《兰亭》为代表的帖学和碑学，共同组成了中国书道史的主体。该书体现了作家对书道史的宏不雅主理，以及以小见大的治学旅途。通读全书，获益匪浅。

文字背后的文化意思

本书作家无论是磨练宋高宗阐明《兰亭序》的动因和截止，如故分析宋代尺牍保藏刊刻对文化重建的作用，无论是阐扬明代王宠《借条》受历代藏家趣味的原因，或是探讨清代江声、钱坫等篆书的超卓竖立，都是着眼于书道背后的学术、谈德等价值撑持。他以为“中国书道本不是羊左之谊认真格式好意思的一门艺术,更在于其文字背后所蕴含丰富而秘籍的文化意思”。这种意志和判断是有历史依据的。纵不雅书史，从《汉书·艺文志》对“六书”“六体”的评释，到《隋书·经书志》把经书著述看成“为治之具”的论断，都莫得把书道看作是孤立的“艺术”。《晋书》所载唐太宗在陆机、王羲之本传后的两篇史论，相聚体现了唐东谈主对文艺与治谈辩论的念念考。《宋史》建议好意思丽浩气不错“羽翼大路，赞助东谈主心”的价值判断（《宋史》卷319），在明清大儒如顾炎武等东谈主的念念想中烙有彰着钤记。近代王国维针对时东谈主在字画方面的缺陷，感触“一艺之微，而风俗之隆替见焉”。

由此可见，本书以文化视角根究书道骨子，是基于对历史的充分理会。作家以为“书迹的可贵不仅在于笔画工拙，更进军是因为书者而存在的东谈主文谈德价值”。这一看法恰当历史事实。苏轼书名甚高，但本书对其书道不置一词，众东谈主阐明苏书，主要在于东坡器识、斟酌、著述、政治都具“特立之志”和“迈往之气”。同样，朱熹惊叹“山谷宜州书最为老笔”，亦然出于对忠贤流荡的追忆。在作家看来，宋高宗对《兰亭》心摹手追，不仅是着眼于审好意思，更有追溯传统、追寻法统的施行意思。

言必有据的学术法度

本书作家莫得以现存的艺术表面主张来阐释书道，而是跻身于那时的历史环境下，秉持“以书道作品聚会文件数据进行分析”的原则，通过严谨空洞地考辨，得出信得过论断。行文效率“言必有据”的学术法度。

全书小心有876条，援引的文件数目也很惊东谈主。另附关联书道作品310幅。这些作品在佐证论文不雅点的同期，还能让读者赏玩书道之好意思。比如，通过《嘉祐二体石经》拓本图片，读者不错显著，刊刻石经是中国古代传播儒家经典的进军方式。嘉祐石经与之前的熹平、正始、开成石经一脉一样，与之后的宋高宗御书石经一样，都有紧要的传播意思。同样，读者不错通过《南浦帖》来晓悟苏舜钦草书风姿，感受北宋前期狂草“遵法”与后期“尚意”的不同之处。岳飞因毁家纾难名阐明史，东谈主们无间容易把“广宽谢意”“奔蛇走虺”的大草作风与其英杰气概辩论起来。但通过书中提供的岳飞尺牍拓原本看，读者更倾向于招供作家“岳飞素来爱慕苏轼书道，而学习苏书”的不雅点。从《赐岳飞批札》中不仅能略窥高宗书风与《兰亭》的渊源辩论，也可了解到宋金大战前夜，南宋怎样自我膨胀合围来犯之敌。书中所附南宋吴说《尺牍》插页，字迹虽不甚明晰，已经能体味到宋东谈主书艺的精妙。

以小见大的治学旅途

书道史无间以各人或大变化入辖下手张开汇报，但本书作家却从书道史中不太受东谈主温暖的“小处”早先。比方：以欧阳询地位在两宋的升降来探讨“法”与“意”的辩论，聚会南宋姜夔、赵孟坚的书论，引出元代书道的宝石状况，得出“中国艺术史中以追溯传统来更新变革的模式”这一宏不雅看法。再如，在论及元代书道时，亦然从东谈主们易于忽略的篆隶早先，印证元代复旧书风并非局限于真行草，而是涵盖五体。论及明代，同样不以董其昌、文徵明、祝允明等各人之作早先，而是考中王宠通篇仅有68字的《借条》张开盘问。发现王宠书道带有浓厚的“晋韵”，并汇报他的学养、东谈主品及操守，由此得出“书以东谈主传”的判断。关于同业学者以借钱为证，以为王宠一世“贫贱而不吹法螺”，作家不甚承诺这一看法，并从王宠门第及生涯习惯等方面进行“推敲”，发现举债乃那时苏州文东谈主的生涯方式，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都不曾例外。由借据论实时间风俗，诚然点到即止，但这种以小见大、抽丝剥茧的学术念念维，给东谈主启发良多。

该书纯粹平实的言语给读者带来亲切感，精微的汇报，体现着述者的深厚学养。比如在第三篇著述中，论及东汉陈遵所作尺牍为东谈主可贵是因为“文辞与书道俱佳”，这种说法就比唐东谈方针怀瓘仅据“善书”二字就得出“此其创开隶书之善”的论断更为严谨。在《钱坫书道四论》中，作家通过文件及传世书迹交互考证，准确推定嘉庆五年（1800年）是钱坫左手作篆的时期鸿沟，令东谈主驯服。在作家看来，邓石如书名高出钱坫的重要，在于其弟子包世臣的致力传扬。作家援用近代学者张原炜、张舜徽等东谈主对钱坫、邓石如的评判，以阐明书道背后的学术撑持价值弘大于单纯的武艺。

总之，《从兰亭到钟鼎——中国书道史探微》一书，不仅是莫家良扶植书学研究截止的精选，也体现了他在书道史研究中一以贯之的面孔——作品为本，文件考据与作品相聚会。书中的13篇论文，不仅发掘了古代书家在书体、作风中展现的艺术意思，亦对不同期代文东谈主书家的创作心态和审好意思取向作念出了客不雅而深入的汇报。读者可从一个个案例中，了解不同期段书道史发展的各样细节，邻接书中所说“中国书道不是羊左之谊认真格式好意思的艺术，赏玩书道亦不仅是个东谈主的审好意思步履”这一深入的文化念念考。

（作家：刘小龙体育录像/图片，系榆林学院艺术学院党总支通告）